刘武生写的小说共和国的经济与周恩来完整版在线阅读

2019-10-06 17:35

  刘武生小说共和国的经济与周恩来免费在线阅读,主角是周恩来的故事,共和国的经济与周恩来精彩试读:周恩来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领导的经济建设实践,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周恩来的经济思想丰富了*思想,是党和人民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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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加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周恩来不仅是我们国家内政的大管家,也是我国外事工作的奠基人。周恩来在担任总理 的 26 个春秋里,对我国的外交、外经、外贸工作倾注了尽可能多的心血和精力,在发展对 外经贸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

  周恩来纵观近数十年世界的发展历程,反复强调指出:世界各国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 展,绝不是孤立的,而必然是相互关联的。国际的经济交流和合作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可缺 少的条件之一。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无论是我们中国和所有发展中的国家乃至战后日本、欧洲、美国 都是如此。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力更生,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进行友好合作。”周恩来曾向缅甸领导人说:“今天世界上没 有一个国家可关起门来进行建设,不同别国互通有无。”周恩来还对墨西哥客人说过:“闭 关自守这在中世纪都不可能,何况现在。”各国经济技术的交流和合作,对各国自身经济 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不能离群而生活,国家也不能没有朋友。”

  周恩来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对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交流合作的紧迫性曾 作过深刻的阐述。1954 年 8 月 12 日,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一次干部会议 上讲话时说:“经济、文化落后的现象,我们要承认。如工业就比英国落后,文化虽然源远 流长,光辉灿烂,但从近代水平来看,我们是落后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水平都很低,从 质和量上说都是如此。”1956 年,周恩来曾估计:“中国自己落后了一个世纪。”为此,我们 必须防止自卑,也要防止骄傲,而应当树立自信心和自尊心,有决心使我们的民族能够成为 自强的民族。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是,要使经济技术 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周恩来对待内外关系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的。他说过:“我们固然以自力更生为主,但还要以争取外援为辅。国内市场固然量大, 但必须重视对外贸易。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都要重视对外贸易。”

  二、提出和平经济政策,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我国和平经济政策的倡导者和奠基者是周恩来。在长期领导对外经贸工作中,他在坚持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宝贵经验。

  其一,我国的和平经济政策,是周恩来作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提出来的。1959 年 5 月,周恩来在总结建国以来外经外贸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我 们对外是和平共处的政策,决不向外扩张。当然,如果人家攻来,最后我们还是要反击的。 我们的对外贸易也是这样,不是向外扩张。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 外贸易政策。”周恩来提出的和平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平等互利,达到互通有无,达到争取 外援,发展自己的目的,而绝不是为了掠夺和扩张。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 外贸易政策上的本质区别。

  其二,周恩来根据“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分开的,基本上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有时也 可以分开”的原则,对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的外贸外经,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方针。1959 年 5 月,周恩来提出:(1)“对兄弟国家要合作互助,共同发展”,应该看到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帮 助是很大的。我们当然也应该帮助兄弟国家。(2)“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平等互利,帮 助他们的民族经济逐步地向独立方面发展。”并且强调帮助民族主义国家,不要附带政治条 件。要认真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3)“对和平中立国家的政策是互通有无,加强往来”。对 争取和平中立国家很重要,对和平中立国家应该做些生意。(4)“对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追随 者的政策是,经济关系服从政治关系,经济斗争服从政治斗争。对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这一 类国家,我们要考虑使贸易来往对我有利。买卖可以做,但我们对这些国家要随时掌握气候, 经济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

  上述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经济贸易工作采取不同的具体政策,充分体现了周恩来 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由于决策正确,实施得力,因而,建国以来 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在打禁运种种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和扩大。新中国 刚建立,为反对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打破禁运封锁局面,周恩来提出与一切友好国家 “互通有无”,要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美国政府对我国搞禁 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我国出口的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在这个方 针指导下,我国同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广泛开展起来,同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开始 接触,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政府制造的封锁禁运打开了缺口。自 1955 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 在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广泛的赞同,从此以后,我国对外经 济贸易交流合作逐步全面铺开。

  其三,周恩来本着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制定、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 八项原则。

  1963 年 12 月中旬到 1964 年 2 月底,周恩来在陈毅陪同下,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亚非欧 14 国(其中非洲国家 10 个)。这次 14 国之行,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 活动,也是伟大的者周恩来革命实践的一座丰碑,他不仅把中国人民的友谊之路铺 向了觉醒的非洲,而且在访问期间,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提出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 助的八项原则并正式写入了 1964 年 1 月 21 日发表的中国同马里共和国两国政府的联合公 报。这八项原则是: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 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 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 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 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高,使受援国政府能增加收入, 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 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新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 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 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都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同 殖民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其四,为了不断地扩大经贸往来,更为了国家的信誉,周恩来提出了外贸工作一定要重 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的原则。

  他曾尖锐地指出:“订合同不守信用,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受到损害。”“要定一 条原则:要么不签合同,签了合同就必须守信用。”

  周恩来特别重视出口商品质量。1959 年他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出口商品中 大约有百分之几的东西质量很差,有些东西很不成样子。对此,进口国家的反映很不好。一 个苏联工人来信说,他们夫妻因为新婚,买了一对我国出口的幸福牌金笔,回去一用,一支 漏水,一支不出水,幸福变成不幸福了,对这对夫妇来说,的确带来不愉快。“苏联外贸部 告诉我们,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二百八十多封群众来信,反映中国商品质量不好,说过 去中国货的质量很好,现在如此,很是痛心。不仅兄弟国家有此反映,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 有反映。出口商品的质量是很重要的,对外贸易一定要保证质量”。周恩来对外贸产品质量 的要求是一贯很严格的。就是期间。他重病在身时,仍然十分关心这件事。1971 至 1972 年间,他对援外装配的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过严厉的批评:“歼六四十架,原 说是为援助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七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只此一端, 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质量这样下降, 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从这里可以看 到,周恩来是把外贸产品质量问题同国家的信誉联系起来,从路线的程度来看待的。

  他常常教导外事人员说:外事无小事。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都 不能马虎。周恩来这种从外交斗争的全局、从国家利益的大局看待外贸产品质量的思想,对 我们今天的外贸工作仍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五,周恩来以其超人的智慧和坚强的毅力,开通了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发展贸易的渠道。

  早在建国之初,美国对我搞禁运封锁,日本敌视中国,整个西方国家同新中国处于对峙局面。周恩来为发展我国外交与外经贸事业进行了迂回曲折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通过以货 易货,以民促官,以外贸促外交等种种途径,很快地不但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而且 把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逐步扩展到了世界五大洲。其中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我国先后进行三 次大规模的引进:第一次是在 50 年代,从苏联引进 156 个项目,大多数成为我国工业基础 的骨干企业;第二次是自 1962 年至 1966 年,同西方国家谈判成交的成套设备 20 多项,合 同金额约 3 亿美元,主要有石油化工、化肥、化纤等方面;第三次是从 1972 年开始,从西方国家引进化肥,乙烯,和 1.7 米轧机等成套技术设备,共计 43 亿美元。这些引进项目的 建成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此外还从英、美引进了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卫星地面 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对我国发展尖端科技起了促进作用。

  周恩来一贯主张“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自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开重要一步的 1972 年 2 月 28 日《联合公报》发表以后,周恩来积极寻求不同政治制度下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 的办法,于 1973 年 6 月邀请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来华访问。周恩来 同戴维洛克菲洛谈话时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达成了通过两国银行合作渠道促进两国经 贸发展的共识和协定。周恩来肯定:“中国银行可同大通银行直接办理互相汇款和支付旅行 支票的业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样,结束了自 1949 年 10 月以来中美两国贸易来往 不能使用美元或人民币计算而只能使用第三国货币来计算,这是很滑稽的事实,开辟了“通 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这是我国迈开通过国家银行合 作的渠道发展对外贸易的第一步。第二,双方确定通过互派人员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 减少盲目性,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同年秋季,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派出了一个由二三百家美国公司组成的代表团参加我国 1973 年秋季广州交易会。周恩来对美 国客人指出:“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 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周恩来在结束谈话时还强调:“互相多接触就能 够推动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可以说,周恩来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的 谈话,确定了发展中美经贸活动的方向并共同寻求合作互利的渠道。第三,从 60 年代后期 以来台湾、香港等地区发展经济贸易若干新鲜做法,周恩来提出发展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 有利双方的贸易办法。周恩来对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台湾经济贸易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是 很关注的,但对其发展贸易迅速的原因不甚清楚。他对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谈及此事时说: “我也是这两年费正清教授跟我谈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 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 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和日本还便宜。”周恩来话音一落:美国客人接着说:“而且他们 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周恩来在谈话时表示过:“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 上台湾的严家淦,严在台湾替蒋介石作帮手。”周恩来接着说:“他本来在中没有地位, 只是在银行中有一个小职位,但他对做生意,搞贸易有那么一套,这对蒋介石有好处的。” 周恩来归纳了严家淦做生意,搞贸易的一套做法:一是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主要是加 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二是在台湾根据国际市场的商品需 求办加工厂或来料加工厂,提出一些花样更新、色彩更好的商品,对外销售;三是引进美国、 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办来料加工厂,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四是在台湾 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几项做法,就促使台湾的贸易额迅速增长。 在“文革”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正确概括台湾经 贸发展的若干措施,不仅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勇气,也反映了他非凡的洞察力和 远见卓识,为我国寻求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发展双方有利的贸易途径,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周恩 来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

  1956 年 5 月 3 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提出:“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这是一 个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方针。周恩来提出这个方针的前提是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向一切国 家的长处学习统一起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他说:“从社会制度来说,我们是实行社 会主义制度。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中间道路的。 但讲到国家关系,就不能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好,非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不好。” “还要有另一条,那就是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 让人民选择。因为有这两条,我们就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这样,我们的制度 就会更优越,我们就能在和平竞赛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应该承认,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 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 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1963 年 1 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方面“我 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 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周恩来把学习、利用、发展三者 统一起来,他强调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如何做到学习、 利用和发展三者有机结合呢?周恩来强调要采取的正确态度和正确方法,纠正错误的态度和 方法:

  第一,必须首先纠正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周恩来批评了那种认为我国科学经济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靠苏联的帮助的依赖思想。他认为以这样的态度对 待外国经验,必然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就学什么,没有全面规划,这样 永远摆脱不了依赖和模仿的状况。这样的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正确的方法应当作出全面 规划,分清轻重缓急,有系统有计划地利用国际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快地赶上国际的先进水平。

  第二,必须纠正近视的倾向。周恩来明确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 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因此,“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 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 所偏废。”1956 年初,周恩来又一次指出:“过去几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国在 目前需要在技术工作方面多投入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的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 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 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

  第三,必须打破大国主义的倾向。周恩来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国,由于我们的努力, 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发展得更快一些。”但是,“我们要时常看得远一些,骄傲自满总是危险的, 而且我们国家这么大,容易有大国主义的倾向”。周恩来要求各部门经常地检查这个问题, 防止这种错误倾向的出现。

  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撰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的序言中指出:“周恩来是一位世界性的政 治家。他不仅智慧过人,富有魅力,胆识超群,而且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鞠躬尽瘁,把自 己一切都奉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人物是极其罕见的。”事实正是如此,无论在枪 林弹雨、出生入死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艰苦创业、治国兴邦的和平建设,他心里装着的 是天下和百姓,唯独没有自己。周恩来在国家总理岗位上度过了 26 个春秋,为祖国的山山 水水、为百姓的衣食住行,日夜操劳,鞠躬尽瘁,奋斗一生。

  周恩来是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言论行动的最高准则的。他经常强调这么 两句话:“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 “最 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 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两句话,为的是实现一个伟大的历 史使命,这就是周恩来在 1962 年 3 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提出 的“在我国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英国和法国花费三百年时间 所做的事情,美国花费二百年时间所做的事情,我们只要花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就一定能够 做到,而且要做得比他们好得多。”

  新中国的建设,是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艰难起步的。旧中国的经济遗产,千疮百孔,一 穷二白,百废待举。在旧中国,由于政治黑暗,长期战乱,到 1949 年的工农业生产几乎处 于瘫痪状态。国民经济中工业与农业的比重十分悬殊,抗日战争以前,大约现代工业占 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 90%左右。在这么一点工业中,1949 年使用大机器生产的仅有 17%左右工业技术基础薄弱,部门行业残缺不全,布局畸形,呈现严重的半殖民地性质。1949 年同抗战前最高年份相比,工业产值下降 1/2 左右,其中重工业下降 70%,轻工业下降 30%。1949 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只有 124 亿元,工业职工仅有 300 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5.6%。1949 年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很低,钢只有 15.8 万吨,煤 0.32 亿吨,原油 12 万吨, 发电量 43 亿千瓦小时,布 18.9 亿米,农用化肥 0.6 万吨,金属切削机床 0.16 万台等,这对 于一个拥有 4 亿 5000 万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号称“农业立国”的我国,但在 1949 年的粮食产量也只有 113.8 万吨,棉花 44.4 万吨。总之,这样的工农业水平还比不上 印度,印度钢产量为中国的 4 倍。1950 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 70 美元,不足印度 的 1/2,仅为世界平均数的 7%。如果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是惊人的。以反映一个国家 的经济实力的钢铁工业为例,1949 年美国钢产量 7070 万吨,中国仅有 15.8 万吨,相当于美 国的 0.2%,人均钢产量只有 0.58 市斤,在世界排第 26 位。所以,在旧中国,一吨优质钢, 一根钢轨,都得从外国进口,连建筑用的钢窗、铁钉也得向国外购买。旧中国,国弱民穷, 贫富悬殊,连年物价暴涨,失业工人难以糊口,贫苦农民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中国人被西 方国家讥讽为“东亚病夫”。

  周恩来担任开国总理的 26 年间,新旧中国两重天。共和国的经济,从满目疮痍的烂摊 子到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比较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许多新兴工业部门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幅员辽阔的内陆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建立起现代工业;农业迈 开了机械化的步伐。从 1949 年到 1975 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十 几倍、几十倍的增长,请看下列数字:

  从 60 年代起,我国开始有了自己制造的、氢弹、远程导弹等项试验成功,有了 自己制造的核潜艇和核电站、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收回等科学技术成就,中国建立了一系 列新兴科学技术部门,1962 年提前五年完成了第一个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所 有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人民总理周恩来的满腔心血和超凡智慧。共和国的 26 年建设,为实 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我们国家继续前进的可靠阵地。

  周恩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他主持和组织我国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 给我们留下来的,绝不是在这本小书里所能完全概括的。现在,仅从若干主要方面反映周恩 来对构建共和国经济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

  共和国建立伊始,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在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周恩来语重 深长地告诫全党,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必须防止忽视工业、否认或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 领导农业的作用与忽视农业和乡村、否认或忽视农民和农业这样两种错误偏向,而应明确: “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 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他还特别强调:“谁忽视了农民和 农业,谁就要犯错误。”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

  当我国进入以实现工业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周恩来经常反复说明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关系这个带全局性的问题。他科学地指出:“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 素。”为什么?周恩来说明工业的发展,要看农业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农民能够供应多少 商品粮食给城市和经济作物区,就能够办多大的工业。因为办工业的本身不能出产粮食。二、 农业能够提出多少劳动力到城市办工业、交通、文教等。三、农业能够生产多少工业原料。 工业原料不仅是轻工业用,如棉花、烟叶、糖料、麻、茶、丝等等,而且还供应一部分重工 业用,比如钢丝绳就要用麻绳作心,甚至于现在建筑工程也用竹筋。四、农业能够提供给工 业多大的市场。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生产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 主要是销在农村,农村是最大的市场。我们应该以国内市场为主。五、农业能够提供多少人 来发展运输。总之,按马克思的观点来说,集中的一句话就是农村能够供应多少商品粮给城 市,就能够办多大的工业。要使商品粮增加,农民能够吃且有余粮,那么,我们就得过农业 关。为此,“必须把全国农业都要搞好,要把干部的思想搞通,好好搞农业生产,过好农业 这一关”。

  周恩来在领导我国农业生产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本经验,主 要包括:

  第一,根据我国耕地少、人口多的矛盾,他提出提高农作物特别是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 是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周恩来借鉴了国外的经验认为:“美国每亩的产量比我们高, 欧洲有几个国家像丹麦这些地方,单位面积产量也是高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做到,它那样 的所有制,那样的制度都行,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表现优越性呢?所以说,有工作 问题,有时间问题,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经过一段时间,是肯定能做到的。”要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周恩来提出:“依靠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逐步地改进农业生产的技术,兴修水利, 增加肥料,推行先进经验等,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实行各种增产措施的时候,我们又必 须采取国家的工作和合作社的工作互相结合的方针。”要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从国家的工 作来说,一是要保证必要的投入。应该由国家和地方举办若干大、中型的水利工程,如黄河、 淮河、海河等流域的治本工作和各地方的防洪、防涝工程等。应该由国家积极发展肥料工业, 并争取多进口一些化学肥料,以增加肥料的供应。此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中小型农 具、车、船和机械维修材料等等,都需要国家投入必要的财力办厂生产以支援农业生产。二 是要依靠科学种田。应该积极开展技术指导工作,一方面,吸收外来的先进增产经验,并且 根据科学的试验和研究的成果,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另方面,也应该积极注意总结和推广 当地的先进增产经验。在推行技术改进的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时,必须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 步骤。要先试验,后推广;推广时,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征求当地老年农民的意见,绝不可 强制推行。周恩来提出发展农业生产这两条措施,经过几十年来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两条基本措施得到坚持和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一靠政策,二 靠投入,三靠科技,这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忽视或者放松了任何一条, 农业生产就一定受到影响,这也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第二,要保护现有耕地,还必须就地开荒和边疆开荒来增加耕地。周恩来深知我国耕地 少的困难,提出要保护现有耕地和开荒新的耕地的重要思想。1961 年,周恩来同一位西欧 的外宾谈话时说:“中国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国家,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有六亿五千万人口。 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有的地方极密,有的地方极稀。即使像你说的,发展到十亿人口时, 也只是一平方公里一百人。在中国,可耕土地的面积很小,只有一百万平方公里多一点。中 国可以再增加一倍耕地。经过长期努力,这是可以实现的。”尽管耕地少,但“”以 来,“在农业的耕地上,常常占了很多平坝子搞工厂。比如兰州、西安、洛阳、郑州、成都 等地都被占用的一些坝子,都是好地方;河南的新乡、河北的一些平原,动得更多;山东, 江苏、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也都有很多耕地被占用。这几年开荒的亩数与被工业、交通(铁 路、公路、机场)、学校、机关所占用的耕地亩数折合起来,全国耕地总数减少了八千万亩。 我们的国家虽然大,但是好地、平原并不是那么多,而且这些地方人口又很密。这一点我们 有些人没有注意,所以影响了农业”。周恩来针对 1958 年以来,大量占用耕地的严重情况, 1961 年在总结这一教训时发出了郑重的忠告:要保护现有耕地,这是我们国家和各族人民 赖以生存的起点。与此同时,他指出,“我们还要就地开荒和边疆开荒这两条来增加耕地。” 这个问题也应当引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关注。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今 天,周恩来关于保护现有耕地和就地开荒、边疆开荒来增加耕地的主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还必要发展多种农业经济。早在 1956 年 9 月周恩来在八 大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个重要的指 导思想,这就是抓紧粮食生产与发展多种农业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强调指出:“粮食是 保证人民生活和发展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我们必须加以足够的注意。”重视粮食和棉花的 生产是完全必要的。与此同时,还必须发展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蚕 桑业和各种农家副业、乃至亚热带和热带作物等等,这就提出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业经济的要求,这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收入。周恩来明确提出,农 业发展要全面规划,以免发生单一化和片面化的倾向,这个思想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第四,发展农业要重视水、肥、土、种的问题。周恩来认为:农业“基本的东西还是土 和良种,土、种是根本,其他是条件。没有土、种就长不出粮食来,兰草、水仙可以离开土, 但开始种还是要在土中长出来。土、种,但没有水、肥不行,没有空气不行”。“土、种这是 两个基本方面。改土是比较长期的基本功,搞水也是长期的基本功。”“水对摆脱落后把粮食 搞上去,是一个主要矛盾方面。”“总之,要考虑土、种、水、肥等等的相互关系,不能取其 一点,要八字宪法综合运用,但也要有重点。”

  第五,要科学种田。周恩来一贯重视这个问题,1966 年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科学种 田,就是把农民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科学分析,找出作物生长的规律,加以科学推广。 科学家要下去,总结经验要通俗一些,才更有利于推广。”他多次强调要积极开展技术指导 工作,一方面,吸收外来先进的增产经验,并且根据科学的试验和研究的成果,因地制宜地 加以推广;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注意总结和推广当地的先进增产的经验。推广先进增产经 验必须尊重本地老农和农民的经验;不应轻率否定当地的耕作习惯和经验。

  第六,农村的生产关系改变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周恩来在高度关注农业生产发展的 同时,也十分重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他坚持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则。1961 年 9 月,他接见西欧一位外宾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生产关系而言,同时 也表现在生产力上。”“我所说的三个要素,即所有制、分配、劳动关系,组成了生产关系。 这种生产关系的发展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逐渐发展,产品和物资逐渐增加。”他 特别强调:“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 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的效果,即就应该予以纠正。”1962 年初,周 恩来根据上述原则,对为党中央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书面报告中补写了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农村“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这条 意见针对性很强,这是周恩来为纠正自 1958 年以来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所推行的脱离生产 力水平、盲目变革生产关系的错误的一种努力。

  同农业密切相关的林业建设,也是周恩来一贯关注的事业。他把植树造林作为百年大计 来抓,他提出的我国林业建设方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我国林业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四点:

  第一,首次确定“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的指导方针。周恩来深知国民经济发展迫切需 要木林,不采伐是不行的。没有木材,钢、煤、矿都上不去。但是采伐必须同育林相结合, 不能多于育林。他说过:“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采光了就走,修一条林区铁路废一条, 这怎么得了!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16 年来,全国砍多 于造,是亏了”。“20 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他认为林业工作要面向全国,依靠全党全民。林业部主要任务是造林,而不是采伐。周恩来 从发展国民经济的全局、从子孙后代着想,把造林的重要性提到这样的高度,他指出:“工 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 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 这是想得多深、看得多远的见解。他回顾建国十余年间,全国砍林多于造林,而全国森林覆 盖率只有 10%多一点,对这种现状决不能掉以轻心。他强调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坚持 到 21 世纪,华北大有可为,西北更是大有可为。

  第二,提出林业要统一管理。1950 年 8 月周恩来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林业由于缺乏统 一管理,砍林、毁林情况严重,因此,他尖锐地提出:“从林政、林业观点来看,保林、育林、伐林如没有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只从地方经营和收入着眼,其害与水利不统一相等, 而时间性更过之。”这是周恩来为林业问题给、、朱德写的一封信,可见,他 对林业管理早在建国之初就摆在何等重要的位置上。

  第三,提出造林要两条腿走路,要依靠 6 亿农民。周恩来向林业部提出要把主要力量放 在南北方造林上。他分析北方八省地区大,人口多,树林少,造林工作搞起来能很快发展。 南方各省条件好,更要做好。南方本来有林,现在一些地方也有水土流失的现象。所以,南 方造林、护林、用林都很重要。在造林工作中要抓好重点。他提出,国营与群众营林,重点 放在群众;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前方与后方,重点放在前方。重点放对了,才能用 得少,造得多。要求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摸出一套林业工作的经验来。周恩来强调,在西 北地区造林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资很大,功 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坦率地批评林业部,到处提倡造林,可是在眼睛鼻子底 下,就是到北京机场这一段路好,而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最难看了。十多年了,要你们在铁路 两旁植树,就是不种,可难看了!他提出与公社结合,委托给他们,分段负责,就能种好管好。

  第四,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发展造林事业。周恩来中肯地提出:“面对黄河流域二十 八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区,只要有雄心壮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战胜它。黄土高原是 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我们不仅要恢复 森林面貌,而且要发展得更好。”这是周恩来的宏愿,也是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代坚持不懈长 期努力奋斗的一大事业。

  1972 年 11 月 21 日,周恩来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曾讲:“二十年来我关心两件事: 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可见,我国的水利建设在他的心目中占 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1949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恩来接见了以当时水利部部长傅作 义、副部长李葆华为首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周恩来对他们说:“战争尚未结 束,国家正在草创。”他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为人民除害 造福。周恩来这次讲话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在草创国家的蓝图中,治水将是一项重要内容, 次年 8 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国家建设计划 中,首先要做的几件基本工作,头等任务是农业方面。在当时主要是完成土地改革,解放生 产力,然后求得发展。配合农村土改,要同时着手做的工作,第一是兴修水利。周恩来正确 提出:“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 等修治好。”“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周恩来鼓励科学家们为我国水利建设多作贡献, 他说:“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 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周恩来深知,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与治水分不开的。在 我国历史上,治水往往成为能够安邦定国的重大课题。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我国 960 万平方 公里的国土中,约有 10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护,经常处在水灾威胁之 下,而这些正是我国人口最集中、工农业最发达、各大城市的所在地。旱灾更是普遍威胁着 全国国土。所以,大禹治水的传说能世代相传正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同自然界灾害斗 争的成功经验。治水同发展经济、同社会稳定、同人民生活改善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绝不 能掉以轻心。周恩来从我国实际出发、牢记历史经验,把治水放在治国这个大局中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指导思想十分正确,而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其次,制定治水的科学指导方针。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匀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每条大江大河在千百年的流淌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对人类生活发生的利与害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在全球都是 如此。周恩来深知治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他要求水利工作者面对每条大江大河的治 理,必须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缜密从事,万无一失,兢兢业业,为民造福。 1964 年 12 月 18 日,他在治理黄河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 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 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自然界中未被认识的事物多过人们已经 认识了的。”周恩来以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教诲水利工作者,坚持从实际出发,要努力认 识水利建设的客观规律,并按照其要求来改造自然,造福人类。

  周恩来从我国的气候条件、水资源布局等实际情况出发,自古以来,旱则赤地千里,河 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饱受水患之苦。自 1950 年发生淮河 水灾之后,发出了要根治淮河的指示,周恩来借鉴我国古代治水中堵水与疏导的成败 经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在 1950 年 11 月 3 日提出了治理淮河的原则:“统筹兼顾, 标本兼施。”其理由:一是根治淮河工程巨大,一下子做不出根治的计划,因淮河的水文没 有很好的历史记载,制定根治方案有困难;二是淮河不能不治,因为淮河是一下大水,一下 干旱,本身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水的流动又慢,因此调节水量很重要。统筹兼顾,标本 兼施,即要治标又治本。周恩来说明:“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 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以泄洪入海为主,泄不出的才蓄起来。” 这个治淮原则,准确地表达了治水中处理蓄与泄的辩证关系。“蓄泄兼筹”和“标本兼施” 的治淮原则不仅适用于淮河,同样适用于治理其他河流,这个原则被水利部和广大水利工作 者所接受和理解,也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所赞许。

  但是,1957 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不断膨胀,对“蓄泄兼筹”“标本兼施”的正确 方针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个别地方领导提出“蓄、小、群”的“三主”方针(即蓄水为主、 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武断地认为这才是治水唯一的正确方针。要在全国推行。甚至 对坚持“蓄泄兼筹”和“标本兼施”方针所制定的治淮计划,扣上“排、大、国”(排水为 主、大型为主、国家举办为主)的帽子。在“”运动期间,一度错误地实施了那个“蓄 小群”的错误方针,在淮北平原、冀鲁豫平原,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 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这些失误在 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 议后,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经过水利部和有关省委进行调查研究、现场查勘,听取干部和 群众的意见,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分析和澄清那些违反科学的水利措施,这样才逐步纠 正前一段水利工作瞎指挥的错误,使水利重新走上健康的道路。在水利建设的实践中,进一 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不断克服以蓄为主的片面性,水利部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水利 工作方针,建议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加强管理”,周恩来肯定这一方针, 并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这个方针在 1965 年 9 月的全国水利会议上讨 论通过,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大家简称为通俗易懂的“大、小、全、管、好”的“三 五”方针。到此,大家以为,今后可以按照“三五”方针一心一意搞好水利建设,不再纠缠 于“三主”方针的论争了。但却并非如此,“文革”爆发后,蓄泄之争又重新被挑动起来, 甚至认为“三五”方针是对抗“三主”方针的,要求恢复“三主”方针。周恩来总理指示当 时水利部军管会的同志:“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要展开辩论了。”随后,1970 年召开全国计 划会议讨论第四个五年计划文件时,周恩来总理将“蓄、小、群”的三主方针,改提为“小 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这个文件报经主席批准后,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下来。无数的水利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反复证明了“统筹兼顾,标本兼施”“蓄泄兼筹”的方针是正确治水的方针。 再次,指挥治水,抓得很紧,抓得很细。

  长期担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回顾周总理治水的业绩时写道:“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 27 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 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 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 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 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 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 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两亿多亩发展到 7 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 16.3 万千瓦发展到 2700 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 9 万多马力发展到 8000 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 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这是真实而全面的概括。

  周恩来亲自指挥治水,抓得很紧,抓得很细,这是长期在水利战线工作的干部群众的共 同感受。不论是在 50 年代前期抓治理淮河,制定兴修荆江分洪工程、兴修官厅水库,兴修 引黄济卫工程的决策,50 年代后期领导研究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坝址、三门峡水利设施方 案、密云水库坝址和设计方案;还是在 60 年代领导制定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 方抗旱等重大工程,70 年代为葛洲坝工程的修建及其领导机构、设计方案等作出一系列重 要决策,周恩来都是深入现场勘察,研究历史资料,认真听取中外专家们反复的论证,仔细 地研究每项工程的各个环节,协调工程所涉及的地区和部门的关系,精心组织实施每项水利 工程方案每个阶段的任务直到工程的全部竣工。总之,周恩来对待水利建设的重大工程和重 大难题,以及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都是抓得很紧,抓得很细,这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的 生动体现,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我国开始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的 1953 年,周恩来对我国的工业基础作过清醒的估 计,他说:“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 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虽然 还有一点重工业的底子,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是很不够的。”后来,在 1956 年 11 月中 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 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面对这个历 史性的任务周恩来明确指出: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完全新的课题,我们必须一面工作,一面 学习”。这个要求,不仅是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而言,同时也是他对自己提出的。26 年来,他 本着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态度,精心地领导和组织了我国全面的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留 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他本着实事求是原则,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周恩来将主要 精力用于抓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国民经济,这直接影响到中国工业 化进程的大事。当然制订长期计划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在经济计划战线全体同志的共同努 力下进行的。但对每一个五年计划、每一个年度计划都是周恩来亲自主持,呕心沥血,倾注 了他的精力和生命,这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事实。从第一至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草拟到审 议,都是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他精心设计,周密部署,一丝不苟。从指导思想、发展速度、 建设规模、地区分布、投资总额、技术措施、物资保证等诸方面都是极其审慎从事,作出了 自己独特的贡献。周恩来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 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他自己是这样身体力行,也要求高级干部应以兢兢 业业的精神做好经济工作。

  大家公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这个计划是从 1952 年秋周恩来访苏时便开始着手 的。他向苏联政府介绍我国经济状况,提出了希望苏方援助的具体要求。经过双方谈判,达 成协定的第一批援助项目是 90 项,第二批 51 项。后来又对一些进行调整合并,追加了一些 新项目,共计 156 项,折合 19 亿美元,加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 7.3 亿美元,总共 26.3 亿 美元。这就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骨干项目。中苏协定中每个项目的变更,追加, 都是经过周恩来亲自审定的。“一五”计划 1955 年春经全国党代表会议通过,同年 7 月由全 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讨论批准。党中央、国务院足足花了三年时间研究审定,执行中又谨慎 从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调整,既克服了一时的保守思想,又及时纠正了急躁冒进倾 向,五年间,使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基本协调发展,又坚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 针,“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为我国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在八大前夕,周恩来一面经常关注着“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情况和问题;一面紧张 地主持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的草拟。制定“二五”计划的条件比制定“一 五”计划的条件有利得多,一是已经积累了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的经验;二是计划着手 得早。1956 年 7 月初开始,集中时间和人力,在周恩来亲自主持和参加的情况下,两个月 左右的时间,草拟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提交党的八大 讨论并正式通过。这个建议的报告充分吸收了实施“一五”计划的经验,体现了综合平衡、 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切实可行的计划,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但是,在 1957 年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错误地批判反冒进的情况下,在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 为主要内容的“”运动的冲击下,“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被抛到九霄云外,最后连 一个正式的五年计划也没有制定出来,年度计划也几经波折,闹出了一个“大冒进”,使党 和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严重的困难。到 1960 年 6 月中央在上海召 开会议时,曾无限感慨地说:1956 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 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现实,周恩来于 1960 年秋基本同意国家计委汇报《关于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的“整顿、巩固、提高”的原则,作了重要的补充, 把“整顿”改为“调整”,加上“充实”两字,成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 针。这是为克服困难、纠正“”所造成的损失的重大决策。经周恩来主持和审定国家 计委的报告,报党中央、批定。同年 9 月 15 日党中央批发了这个以八字方针为指导 的报告。经 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从此,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五年调整的阶段。在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周恩来经常深 入农村、工矿、城镇,广泛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困难与疾苦,系统认真地研究各地、各 级领导机关向中央反映的报告,全面地分析形势的有利与不利方面,准确地把握住国民经济 困难的关键问题,在陈云同志治病的情况下,他主持中央财经小组草拟了《中央财经小组关 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经国务院、财经各部门的党组负责同志和中央财经小 组的充分讨论,正式提交 1962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正式通 过,作为指导全局性国民经济调整的工作纲要。由于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 时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对财经困难的严重程度、对克服困难的快慢作了充分的估计,采取 的政策措施正确得力,因此,经过全党全民的努力贯彻,国民经济状况迅速有所好转。1964 年底三届一次人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 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1961 年底开始酝酿制定十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2 年3 月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提出,要先搞五年计划,再搞十年规划,为此,首先要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伤筋动骨”的压缩。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 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经历了从 1961 年到 1964 年的困难时 期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大都赞成三五计划要集中力量解决吃、穿、用的问 题,摆好农、轻、重的次序。经过多次议论草拟“三五”和七年、十年规划,都是以这个指 导思想考虑问题的。从 1964 年起,周恩来在负责组织和审议“三五”计划草案时,进一步 提出了“先抓吃穿用,兼顾国防,实现农轻重”。但是从 1964 年夏天起,提出把全国 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决心大搞内地军工建设。同年秋天,中央还召集各省、市、 区领导同志在十三陵水库参观军事演习,以加强备战观念。1965 年 5 月,对印度支那战争 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从此,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导 方针来了一个大转变,改为“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 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为主”,“准备打核战争”。提出:过去是农轻重, 现在要违反一下,重轻农。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三五”计划突出强调加快内地建设, 逐步改变工业布局,集中力量尽快地把内地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使之成为初 具规模的战略后方。“三五”计划从 1966 年开始实施,实际上只执行了半年,被“文化大革 命”的爆发所冲垮了。在全面内战中经济陷入了混乱,造成了 1967、1968 年是在没有年度 计划安排下进行经济建设的畸形现象。面对这样的现实,周恩来于 1968 年 12 月 12 日提出 关于组织起来编制 1969 年度计划的指示,新成立了由军代表、老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参加共 30 余人的计划起草小组,草拟了《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纲要(草案)》,召开了全国计 划座谈会,这是扭转近两年来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一次重大努力。接着,1970 年 2 月,已经患着严重心脏病的周恩来主持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和拟定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纲要(草案)。同年 9 月,这个纲要草案提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陈伯达 的干扰破坏,会上未能进行讨论。这个讨论后来以中央名义作为参考文件印发全国。

  第二,对我国重工业的重点工程进行了精心的指导。周恩来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任务 繁重,日理万机,但是,在他分管冶金工业期间,鞍钢、武钢、包钢、太钢、首钢、重钢、 上海各钢厂,天津各钢铁厂等,可以说几乎所有重点钢铁企业他都亲自视察过,还到河北邯 郸、湖北麻城等地视察了一批小钢铁厂。每到一个钢厂,深入工人和干部,到生产第一线, 到矿井下、炉台上、轧机旁,详细观察和询问具体的生产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 周恩来非常尊重实践,尊重工人劳动,重视提高技术和产品质量。在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这 项重大工程问题上,是 1964 年 5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加快进程,并亲自提名由周 恩来主管。7 月初,周恩来召集了国家计委和冶金、地质、铁道、交通、机械、电力等部门 的领导同志,专门讨论了基地建设问题。周恩来提出要尽快组织一个攀枝花建设专家考察组。 要尽快到达现场考察资源、交通、水源等情况,考察配套建设冶金、煤炭、电力及各矿山、 工厂的条件,提出建设方案和厂址选择建议。上百名专家,经过一个半月时间完成调查任务。 9 月初,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听取考察组的汇报,地质部专家、调查组长程子华以及工程总负 责人等先后作了详尽的汇报,提出了攀枝花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建议,周恩来仔细听取后, 提出了五点重要意见:(1)同意将攀钢、六盘山煤矿和成昆铁路作为配套项目,同时上马, 并同时列入国家计划。(2)同意把攀钢的厂址放在弄弄坪。周恩来并说:我向来不赞成选择 厂址的传统观点。我认为苏联专家选定的武钢、包钢厂址都过于宽广,厂内各车间的距离过 大,厂内铁路太多、太长。难道不能放弃那些传统的观点,选用一个面积较小的厂址,把厂 内布置得更紧凑、更加经济合理吗?希望钢铁厂总图布置专家们好好研究这个问题。(3)同 意即速建设试验厂。为了早日完成冶炼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工业试验,花这笔 2000 万的投 资是值得的,请计委审查核拨。(4)攀钢的设计规模第一期定为 150 万吨是可以的,最终规 模应该多大,请冶金部研究确定。(5)我同意子华同志的建议,先请四川省建委尽快派一支 建筑队伍带帐篷进去,在弄弄坪附近蓄一批房子,尽快做到“三通一住”(即通水、通电、通路和修临时住处)供现场设计人员、施工队伍和攀枝花基础建设指挥部的先遣人员居住和 办公。会后,各部、委和四川省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分头着手各自承担任务。不久,建设 攀枝花基地第一批施工大军开进了这片荒芜的群山。从此,亿万年来一直沉睡着的金沙江大 峡谷沸腾起来。到 1965 年上半年已经陆续进入工地已有十万建设大军,从下半年起,各工 地先后进入建设项目的大规模施工阶段。正是工程进入全面展开的重要时刻,“” 的恶浪也迅速地向攀枝花基地压来。为保证工程按计划进行,周恩来在极端混乱和困难的情 况下,提出两项强有力的决策:一是中央同意成立渡口市革命委员会、实现统一领导。具体 说就是继续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抓紧恢复和加强生产指挥系统,限期全面复工,发动群众, 全力以赴,促进攀枝花基地尽快建成。二是要求在 1970 年“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 礼,意义重大,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完成。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它带动了攀 枝花基地全部工程的百分之七十提前完成。这是在特殊时期周恩来为维持生产建设的良苦用 心,对保证攀钢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攀钢建设总指挥部、各分指挥部和各“支左” 部队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地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承担的建设任务作了周密具体的安排。 到 1970 年 9 月上旬,炼铁系统全部工程已告完成,接着开始按工厂、车间进行调整、试车、 投产工作。到 6 月 28 日开始顺利出铁,实现了周恩来提出“七一”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 的目标。从攀钢的建设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对重点工程精心指导的准确、细致、有效。周恩来 不仅对我国冶金工业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同样,对我国的煤炭工业、机械工业和石油工业的 发展也浸透了他的心血,周恩来堪称我国工业化的重要的奠基人。

  五、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城市建设必须坚持实用、经济、美观 的方针早在 1953 年周恩来在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透彻地说明了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先 行官的重要地位,他说:“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 法有大的发展。”他又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虽然有两万四千多公里铁路,但是,以全国 人口、地区来说,交通还是极不发达的。如果不把西南、西北、华北贯串起来,那么,新的 工业基地就不能建设,城乡物资交流就不能发展,全国经济还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状态,这是 不行的。所谓先行企业,就是动力、地质勘察、交通运输,它们都是开路先锋。所以,交通 运输在五年建设中还占很大的比重,投资也比较大。”因此,在胜利完成“一五”建设计划 基础上,他提出“二五”计划要以铁路为重点,相应地进行全国运输网和通讯网的建设。除 了对现有线路设备进行必要的改建和技术改造以外,重点建设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铁路,“三 五”计划确定建设成昆铁路作为重点项目。周恩来对西南铁路建设指导是具体细致的,他对 铁路的情况非常熟悉,从铁路局到一个编组站,乃至一个分局和另一个分局之间的分界 接列车的情况,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常常从实际工作中一些小的问题,指出我们办铁路必须 注意的方向原则问题。周恩来对西南铁路建设的一些技术设计问题,从隧道的净空、路基的 宽度到闭塞信号的使用,都仔细地听取意见,做过详尽的批示,使建设工程进展顺利。中外 闻名的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在周恩来具体指导下进行的。从大桥建设的方针到桥址的选 定、桥体的设计、施工技术的采用、建筑材料的使用,都一一过问。

  周恩来对以铁路建设为重点发展交通运输事业是抓得很紧,颇有成效的。周恩来从交通 运输的布局、港口码头的建设、运输线路的开辟,到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甚至连轮船 上的几颗松动待修的螺丝钉都考虑到。以我国的港口建设和民航事业的发展为例说明。

  旧中国的港口进进出出都是帝国主义和洋奴卖办的船只,旧中国的筑港事业也完全操纵 在帝国主义和洋奴卖办手中。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发展人民共和国的筑港事业,在万事待举的 1950 年初,周恩来就来到天津塘沽新港,对天津新港的修复工作进行调查研究。20 多年 来,周恩来先后到过大连港、连云港、上海港等我国重要港口视察,深入工人、技术人员、 领导干部之中,走到码头的一个一个作业区查看,对港口维修、扩建、改造、运输装卸机械 化水平、供水、供油、扩大吞吐量等一系列港口建设的基本方面都作过可行性的指示,并曾 组织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 30 多个单位联合进行对连云港的勘测、设计、施工,解决科技难 点,对连云港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建国后 26 年间,在周恩来直接关心和指导下,我国港 口建设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国的民航事业完全是崭新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国内发展到国际航线,这 和周恩来的精心筹划和指导创建是分不开的。他从重大决策到具体筹划都作过许多详尽的指 示。早在 1957 年,我国年轻的雄鹰刚刚展翅飞行的初期,周恩来指示“保证安全第一,改 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在“”内乱中,反革命集团竭力破坏民航事 业,他们有人竟要批判“安全第一”。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力,识破他们的阴谋, 针锋相对,坚决斗争,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民航天天飞,不安全怎么行!政治第一是另一 个范畴,政治一定要统帅业务。两个范畴的东西不能乱戴帽子。”周恩来要求民航总局注意 研究各国民航保证安全的情况,要总结经验,凡影响到安全的事,周恩来要求非常严格,甚 至连很具体的小事也不放过。过去,首都机场停机坪的西面有一个大标语牌是红底白字,机 械员指挥引导飞机滑行用的两个指挥牌也是一面是红的,一面是白的。有一次,周恩来来到 机场接外宾的时候看见了,就说:“这样飞行员看不清楚,会影响安全,要改一下。”以后, 首都机场把指挥牌改成一白一黄。飞行员们十分激动地说,“周总理真为我们操碎了心啊!”

  1965 年上半年周恩来指示:“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我们一定要飞出去!” 这是他考虑多年提出的重大决策。为此,民航部门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每当工作遇到困 难时,都得到周恩来的帮助和鼓励。1965 年 5 月,周恩来亲自率中国代表团乘我国民航专 机直飞非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同时又是首次实现“飞出去”的创举,他对机组人员说:“你 们大胆飞吧,我和你们一起实践。”一个国家的总理,以这样的行动支持共和国民航事业的 发展,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在飞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想不到的困难,比如在苏丹上空遇 到了赤道负荷线,由于风的变化,造成强烈颠簸,飞机像一匹野马在空中难以操纵,飞行人 员心情异常紧张、沉重,担心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就在十分困难的紧急时刻,周恩来 泰然自若,坚定地说:“没关系,我相信你们!”飞行人员获得一股暖流,浑身增添了力量,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胜利完成了访问非洲的重大任务,中国民航“飞出去”的试验成功。 当任务结束后,周恩来同飞行人员进行长时间的亲切交谈,鼓励大家说:“民航第一次飞非 洲,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们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吗?”“你们飞得很好,服务也很好,你们辛 苦了,谢谢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几天,过几天我们还要出去。”“回去后要和没有飞过这次航 线的飞行员交流经验,介绍情况,提高水平。”周恩来为推进中国民航走向世界,曾向民航 负责同志提出:要在人员训练、规章制度、改善机场、通讯导航、空中管理、飞机维修、外 事交涉、服务设施、治安保卫等十二个方面进行研究,并责成负责召集有关部门讨论 解决,分工限期完成,逐一报上级审批。经过几年努力,排除了“文革”动乱的严重干扰, 中国民航终于在 1974 年 10 月,先后开辟了通往欧洲、西亚、日本等四条国际航线,实现了 周恩来提出的“飞出去”的宏愿。“中国民航”是周恩来亲笔为国际航班题字,显示了中国 人民的志气。从此以后,每当开辟一条新的国际航线,尽管日理万机,重病在身的周恩来,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要求民航局及时报告情况,对飞出去周恩来提出了明确而严格的 要求:一定要树立一种新的风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要求对每一条国际航线,每一次国 际飞行,都要做仔细的准备。周恩来留给民航事业的期望:“要有雄心壮志,往发展想,向 前看。”将永远指引着我国民航事业不断地向更新更高的目标奋进。

  周恩来对我国的邮电事业建设予以高度的关注,他深知,不迅速改变我国邮电通信落后面貌,必将拖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后腿。所以,他对邮电通信建设,不论是国 内的通信建设或者是国际通信建设,都作了大量的具体的指示。尤其是对微波通信和电缆载 波通信建设,更加关心。建国前,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向通信战士提出“迅速、准确、 保密”的要求。解放后,周恩来进一步提出,通信联络要迅速、准确、万无一失,要提高技 术,加强保密。在编制每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都对邮电通信建设提出了相应的任务, 都能如期实现。就在“”出现“天下大乱”的 1969 年,周恩来在听取邮电工作 汇报时,就指示他们要铺设地下电缆,把 29 个省、市、自治区联系起来。同年 10 月 19 日, 周恩来又指示,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大规模建设微波通信。以后,周恩来亲自审查了用电 缆、微波连接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规划,亲自批准了我国第一条长距离中同轴电缆 1800 路载波通信干线的建设,亲自检查督促电缆、微波的建设进度,亲自批示有关部门及 时解决通信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指示一切要经过实验,取得经验后再逐步铺开的建设方法, 对电缆的埋设深度和路由走向等一一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工作指导和工作精神在动乱的 年代是特别难能可贵的,这对我国邮电通信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对城市建筑的指导思想是很有特色的,概括起来是六个字:实用、经济、美观。 这个思想是早在 1955 年从第一汽车制造厂建造工人宿舍的问题引发出来的,周恩来说:“我 们建的宿舍一般说是比较注重实用、经济,不大注重美观的。”但是,“近来听同志们说,工 人不愿意去住那里的宿舍,因为不大适合工人的生活方式,虽然有洗澡间等等,由于太麻烦, 又不实用,楼房又太高,工人感到不大便当”。接着,他对北京城市建设追求富丽堂皇的倾 向,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指出:“至于说到城市建设,北京应该批评,而且首先应该 批评国务院本身。国务院领导下搞的北京饭店,那个大礼堂盖得富丽堂皇,猛一看,觉得不 错;再一想,有点问题;过久了,就更觉得有问题。这一件事倒是一位缅甸的总理提醒了我, 我很感谢他。在那个大厅里面,我请他吃饭,他问我:这个大厅是作什么用的?把我将住了。 我说:大概有时开会用一用,吃饭用一用。马上我又说:我很感谢你,你启发我想到一个问 题,就是使用率一定太低了。”“总之,城市建设,搞一个礼堂也好,一个饭堂也好,到底使 用率如何,没有设想过。拿北京来说,很多礼堂闲在那个地方,旅馆,招待所闲在那个地方。 可是,宿舍却不够。不合理的情况很多。最严重的,在城市建设上,就是讲华丽。”他明确 指出:“我们现在讲建设,第一是实用,第二是经济,第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照顾美观。”城 市建设这六个字的指导思想,既从国情出发,又为人民实际需要着想,是一个具有长远指导 意义的方针。

  1958 年底至 1959 年初,在设计人民大会堂的过程中,周恩来在坚持“实用、经济、美 观”的方针的同时,对设计人员鼓励他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胆创作,在建筑形式和艺 术风格上,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并要求切实保证质量和安全。调动了各方面 负责人、设计师、工程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发动大家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周恩来还亲自找持不同意见的专家深谈,听取他们的设计意见,也耐心进行诱导, 使设计逐步获得共识。在建设人民大会堂实践中,周恩来还提出我们的建筑必须“以人为主, 物为人用”,使享用它的广大人民群众感到心情舒畅、感到自己是建筑物的主人。为了解决 人与建筑物的矛盾,周恩来还提出了“天水一色”的设计思想,他启发大家说:“人站在海 边,看海不显远,看天不显得高,人并不显得渺小,这是什么原因呢?”说罢,周总理随手 用铅笔画了一个不规则的扁圆形的顶栅图,启发大家在设计上利用这个视错觉。这一席话, 打开了设计专家们的新思路,有些从事几十年设计的老专家豁然开朗,倾心折服。所以,人 民大会堂的内部设计成“天水一色”的形状,使人感觉既不压抑又不空旷,能容纳万人,整 个礼堂的构造、装饰和色彩的有机结合,形成朴素、明朗、大方的气氛。人民大会堂的建筑 风格和特色深深铭刻着周恩来的建筑思想和智慧光芒。

  众所周知,旧中国经济的贫困与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一对孪生兄弟,国弱民穷持续了一个 世纪左右。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组织领导下,我国工业和科学技术逐步摆 脱落后状态,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从无到有,、氢弹的爆 炸,核潜艇下水,导弹、人造卫星上天,从而加强了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和国防力量,极大 提高了我国的国防地位。他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全国人民永远不忘。

  第一,他善于集思广益,精心指导制订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 1956 年,他提出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要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国的科 学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组织了 600 多位专家参与规划制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周恩来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 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1956- 1967 年)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选定了 57 项重要任务。根据国际上科学技术发 展的趋势和我国的具体条件,周恩来还在规划中果断地对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半 导体、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工作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他在注意新兴技术和应用科学发展 的同时,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他指出:“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的理论 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 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增列 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后又在这一基础上专门制定了基础科学 研究规划。周恩来高瞻远瞩,深刻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使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少走了不 少弯路,而且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为了发展我国的核武器,我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门人材, 但由于我国有了一批有较深造诣的理论物理学家,所以才能使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取得较快的 成功。在“文革”后期,周恩来对科学院的同志说:“为了发展核武器,当时从科学院抽调 了一批做理论工作的同志,现在可以还给你们,以加强基础理论工作。”足见理论工作的重 要和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由于 1956-1967 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方针正确,措施具体,组织落实,十二年规划提前 5 年基本完成。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 题,使我国建立起一批重要研究机构,形成了自己的科研体系,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一 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根据党中央提出我国努力争取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任务后, 1962 年 2 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第二个十年全国 科学技术规划。周恩来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当年底开 始组织编制《1963 年一 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年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大 跃进”之后,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困难,以及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撕毁协议的情况 下制订的。尽管客观条件有些不利方面。周恩来积极鼓励科技人员要有雄心壮志,要有科学 的态度,在 1963 年 1 月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 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 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十年规划》突出之点是及时把刚露苗头的新 兴学科如激光增列为重点项目。激光在我国得到较好的发展,它的应用将会带来多方面的技 术革新,可能还会导致技术革命。周恩来领导制订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即《十年规划》) 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在规划制定后,周恩来多次亲自召集各有关部门、科学人员和领导干部 开会讨论,组织协作,检查进度,攻克一个个难关,部分地实现了规划的要求。可惜《十年 规划》实行不到 5 年,由于,被迫停止了。尽管历史发生了暂时的曲折,但是,周 恩来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工作所制订的规划以及它的实施所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财富。 第二,他呕心沥血,创建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共和国刚刚诞生,美国政府依仗手中的核武器,妄图称霸全世界。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党中央、和周恩来都 强调指出,一定要急起直追,掌握。还说过:我们要有。在今天的世界 上,我们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而周恩来则为党中央迅速作出创建我国原子 能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做了许多奠基工作。(1)是让科学家在国外采购了一些核仪器设备和 图书资料,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用这批仪器资料以及我国科学家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 实验设备,在 20 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 成果,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在科学技术上做了基础准备。(2)周恩来十分关注我国铀矿资源的 勘察工作。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下设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开始我国铀矿资源的开 发工作,为我国核工业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

  1955 年 1 月 15 日,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 能事业问题。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李富春、等参 加会议。会议认为,我国铀资源经过进一步勘探,一定会发现更多,核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 基础,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在会上讲话指出:这件事总是要抓的。 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中央书记处作出了 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根据中央的决策,原子能利用被列为 1956 年至 1967 年 12 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中第 一项重点科学研究任务,摆在很突出的地位,这就开始了我国核事业的起步。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周恩来亲自领导正确处理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即:当苏联政府表示愿意 对中国发展核事业提供科学技术和工业援助的时候,我们就不失时机千方百计争取这种援 助,同时又十分注意发展壮大自己独立的科学技术实力;而当苏联毁约停援的时候,我们又 迅速地组织实现了全面自力更生的大转变,在周恩来精心组织和指挥下,我国第一颗 的研制和爆炸试验成功就是明证。

  1959 年 6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关于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1960 年 8 月,在二机 部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撤走,并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此后设备材料的供应也全部停止,给 我国正起步的核工业造成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有些外国人幸灾乐祸地说,这是对中国核工 业的一个“毁灭性打击”,断言我国核工业“处于技术真空状态。蓝月亮官方站正宗报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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